工商時報2007.11.26

【工商社論】



     被喻為投資之神的巴菲特(W.Buffett),日前在接受美國媒體訪問時,痛批美國稅制不公,並公開對政府嗆聲說:「我應該繳更多的稅」。通常有錢人逃稅避稅猶唯恐不及,不但聘請律師或會計師為其做租稅規劃,更常透過利益團體遊說政府爭取減免稅優惠,一切皆以追求私人的最大利益為目的,未料這位舉世聞名富豪,行為偏偏就是與人不同,繼宣布捐出其百分之八十五財產做公益之後,又發出驚人之語,震撼美國商界,引起許多討論巴菲特以自己為例,提醒政府無須對富人如此寬待,並督促政府改革現行稅制的不公,其講實話的勇氣與高貴的道德情操,令人不勝敬佩。


     我國的六大工商團體負責人,最近為了爭取促產條例租稅優惠措施的屆期延續,一開始先主張促產的減免不宜落日,只可修正或調整,隨之在財政部提出調降營所稅的「輕稅簡政」方案後,則進一步要求將綜所稅最高稅率降至三○%,同時並取消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十。這些舉動正好應驗了巴菲特所講的一句話,「富人增加所得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要求減稅」。財政部本來「好意」要將取消促產後所增加的稅收,藉營所稅率的調降,全數回饋給企業家,未料企業界反而「給五毛要一塊」順勢提出更多的減免稅要求,企圖將「企業」利益轉變成「企業家」的利益。財政部正承受著無比的壓力,民間的「公平稅改聯盟」日前還因此挺身而出,對企業界提出嚴正的抗議。相對於巴菲特的正義發言,我國六大工商團體負責人能不汗顏?


     巴菲特去年賺了四千六百萬美元,其適用的所得稅加薪資稅稅率為十七點七%,遠比其公司員工平均的三二點九%為低。巴菲特以「受益者」的立場抨擊稅制的不公,不但能凸顯出問題的嚴重,且更能去除有錢人對這種立論「客觀性」的質疑。如果是社會的弱勢者提出相同的要求,指責有錢人繳的稅太少,這些有錢人通常皆會馬上跳出來回應,或譴責這些弱勢者為「紅衛兵」,或辯稱有錢人對社會的「貢獻」,甚或還會威脅政府若不予以減免稅優惠,他們將不再投資。身為富者圈成員的巴菲特對於其「夥伴」們的這種論述,另有一番精闢的見解。其實,巴菲特不但反對調降所得稅率,更反對廢除遺產稅,他表示如此「將破壞了美國賴以立國的社會基礎,亦即憑個人能力而不是憑家世致富」。此外,他更笑說「富人們不會因為較高的所得稅率,就決定罷工而把錢放在床底下,他們還是會去投資」。這些話皆一針見血地揭露出有錢人的心理真相,讓有錢人無法再以似是而非的理由作為掩飾其逐利動機的藉口。


     反觀我國的企業界,只要談到租稅問題,工商團體所提出的建議,一定都是要政府降低稅率或給予更多的減免稅。這些團體儼然已是利益性的組織,成為一個為企業爭取利益的代言人,長久以來,所有的企業似乎亦都接受這樣的主張與運作,大家互為利益共生體。曾經有一次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在論及促產條例對高科技業者的租稅優惠時,表示某些已發展成熟的科技業應不須再有減免稅的看法,隔日隨即遭到同業們的圍剿炮轟,逼著此一科技業龍頭趕緊噤聲,從此不再多言。我們認為台灣產業界應該存在著許多「張忠謀」,只是在外在環境的壓力下,他們選擇了退縮與逃避。如今看到了巴菲特鏗鏘有力的發言,這些人應當可以得到更大的鼓勵與勇氣,見賢思齊,挺身而出,以捐棄小利的胸襟關切整體租稅環境的改善,改變社會對企業家唯利是圖的不良印象。


     巴菲特的偉大即在於他的「特立獨行」,他將大部分的財產捐給慈善公益團體,但卻不是自己或公司名下成立的基金會,捐出後其個人完全不過問或干涉此一款項的用途。我國企業家亦有許多公益捐贈,但大多是以自己或家族所掌控的團體為主,將之與巴菲特的捐贈相比,社會評價的高低立判。其實,巴菲特主動表示願意多繳稅的主張與其大方無私的捐贈行為是相為呼應的。在他眼中,政府即是一個最大的公益團體,有錢人繳稅給政府就像是捐錢給公益團體,只要政府值得信賴,企業家就應該誠實而努力的繳稅。我們一方面期盼政府的誠信度與效能能夠提高,另一方面則希望台灣的企業家中有更多的「巴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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